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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2020-06-09 20:31:37

王利博制图

  作者简介

  高洪雷

  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4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副主席。代表作《另一半中国史》被译成7种文字出版,《大写西域》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华民族的故事》被评为年度桂冠童书,另有《另一种文明》《楼兰啊楼兰》《名人故事》等书出版。

  第15天 洛阳

  1759年秋后,高元度从登州启程,唐代马队一天差不多走5驿,他抵达1000公里外的洛阳附近时大概是第15天了。此时的洛阳已被史思明叛军占领,因此他不可能进入洛阳,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故事,留下故事的是另一个外国人。

  一、被围观的“洋鬼子”

  1870年仲春,古老的河洛大地比往年更为缠绵、撩人、婉转。高大的白杨枝叶繁茂,低矮的桑林绿意婆娑,粉红的杏花在天边结成云霞,飘零的梨花纷飞着一场春雪。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对于河南人来说,今年的“人不同”,是大街上多了个鬼一般的怪物——白皮肤、蓝眼睛、秃脑门、满脸胡子的“洋鬼子”。

  他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来自地球背面的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地理学家。

  “在人口繁密的大营镇,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知的消息,反正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上千人在等着看了。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多是落荒而逃,但现在我们使用了新招数,那就是干脆主动穿大街过小巷,让他们看个够。人群都欢呼起来,他们甚至要求我们站到桌子上去,好让他们看个清楚,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写道。

  这样的场景一场接着一场,有的上千人,有的上万人,不仅围观,而且尾随。李希霍芬虽不胜其烦,但也知道民众“并无恶意”,相反还有点夹道欢迎的意味。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洛阳南关的丝绸和棉花市场,顺便参观了山陕会馆和关帝庙,感觉“既有意思又很舒适”。

  然而,李希霍芬可不是来享受春光的,因为他肩负着一项不可言传的重大使命。

  1840年之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闭关锁国的大清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普鲁士也向东方派出庞大的使团,试图与大清、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使团中,一个年轻人接受了秘密勘测选址的任务,他就是毕业于柏林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李希霍芬。期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加上原先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变卦毁约,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乘船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洲。1862年至1868年,李希霍芬对加利福尼亚的地理学考察和采矿业研究,竟带来了两个意外惊喜:一是间接导致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二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按照约定,加利福尼亚银行控制的上海欧美商会给他提供旅华4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把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

  1868年秋,他初次踏上大清国土。为了入乡随俗,他特意在护照上加了个“李”字,这不仅更为中国化,还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攀上了亲戚”。此后四年,他对大清18个行省中的13个作了地理考察和地质勘查,足迹遍布大半个局势动荡的华夏大地。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见闻记录下来。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进而形成专题报告呈给普鲁士政府以及资助他的“东家”——上海欧美商会,他甚至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提出普鲁士“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普鲁士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他还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对中国“或许最后将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时我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将会派上用场了”。来到大清的第二年,李希霍芬就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这样一来,不但将山东纳入了势力范围,而且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应当说,28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鲁士扩张后的国名)悍然发兵侵占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势力范围,不可能没有李希霍芬的参谋之功。在德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报请德皇威廉二世批准的出兵计划中,就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对此,鲁迅1903年在《中国地质学略论》中指出,李希霍芬“碧眼炯炯”“狼顾而鹰睨”,实为“幻形旅人,变相侦探”,他向国人发出警告:“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可惜,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认为他是“间谍”。

  二、定义“丝绸之路”

  做“间谍”居然能做成一个世界级地理学家,还能赢得被“侦探”国的欢迎和敬佩,这就是李希霍芬的过人之处。

  凭借非凡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学术素养,李希霍芬一生出版著作近200部,多次荣任德国地理学会会长,最终成为近代地质地理学的先驱。其中,他在中国的考察成果尤为丰硕,回国后写成了五卷本传世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以下简称《中国》),第一个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最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他把江西景德镇东北部高岭山一带的陶瓷原料命名为“高岭土”,这一叫法最终成为世界瓷土的通用名称。

  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对一条古老国际商路的定义。

  在《中国》第一卷“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开辟的,从河南府开始,经西域与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以及印度连接起来的古老商路,有几分随意地称为Seidenstrassen(德文意为“丝绸之路”)。

  然而,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使用相当有限,只是保守地将它运用在汉代从洛阳到撒马尔罕的古老商路上,并不打算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历史时期,以及欧亚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无限广泛的范畴中。但正是这一随意之举,使他在“丝绸之路先驱者”的众神殿堂中占据了一个显著的神龛。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令人沉醉,多么让人向往的表述呀!一提起这个名字,能立刻让人想起罗马贵妇人身上柔软、透气、半透明的丝绸,想起远古时期手牵骆驼在大漠、绿洲之间徐徐穿梭的万千商旅,想起像绸带一样在高山、峡谷之间飘动的神奇曲线,想起这条神奇曲线上如一串珍珠般的绿洲古城。这是一幅幅何等曼妙,何等瑰丽,何等神奇的画面呀!其中流淌着东去西往的国使商旅,喧响着令人捧腹的南调北腔,传唱着永不谢幕的今古传奇,闪烁着荡气回肠的人文光辉。

  对这一定义最为认可的,当属德国学者阿尔马特·赫尔曼。他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我们应该把这个名称——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延长通向遥远的西方叙利亚……叙利亚主要是通过陆路从遥远的中国获得生丝的。

  此后,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青睐。英语的Silk Road,法语的La Route de la soie,日语的娟の路,汉语的丝绸之路,都是从他定名的Seidenstrassen翻译而来。

唐代丝绸之路从蓬莱到洛阳示意图


  1948年,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标准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

  然而,李希霍芬叙述中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河南府”,也就是“洛阳”,却被人们忽略和淡忘了。等到被记起的时候,已是李希霍芬去世87年后了。

  三、丝路起点之争

  1992年,一部学术著作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书的装帧很普通,可书名很高调:《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洛阳起点说所持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丝绸之路的定义者李希霍芬就是这样说的;第二,洛阳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是十三朝古都,出土过远古的蚕茧和丝绸残片;第三,丝绸之路开通后,洛阳作为东汉、北魏、隋和唐某个时期的都城,是丝绸当然的集散地。

  在此之前,中国学生只知道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历史课本一直是这么讲的。如今,突然有一种声音把丝路起点东移到了洛阳,能不引发争论与围观吗?

  在争论中,有人甚至公开质疑李希霍芬定义丝路起点的可靠性。其实,李希霍芬并不只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来判定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的,他在古文献中也找到了“依据”——公元1世纪面世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他在《中国》第1卷中讲道:第一位谈到中国的作家,是填写到印度去的航海日记——《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不知名的作者。他很显然是古代唯一尝试用生产丝绸来定义中国居民的作家。在那个国家——秦国非常靠北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叫秦尼。生蚕丝、纺丝以及丝织物被从这个城市经过巴克特里亚带到婆卢羯车……

  关于“秦尼”这个地名,乔治·戈岱司认为:“至于人们沿海岸北上而到达的秦尼地区,它的名字、方位和贸易特征足可以使人看出系指中国。”但是,因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时,中国已是东汉。所以,戈岱司又推论说,“秦尼”是指京城洛阳,商队从这里将丝绸贩运到中亚。

  “洛阳起点说”,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曾一民说:“应纠正长期来以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说法,对研究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对教学也很有帮助。”素有“东方学耆宿”之称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也明确表达了支持的观点:“这是一本高水平的书,对于研究丝绸之路这门世界显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丝绸之路不应以长安为起点,而应以洛阳为起点。我认为这是不刊之论。”

  尽管国学泰斗言之凿凿,尽管各类考证缜密入微,“洛阳起点说”还是屡遭质疑,反应最强烈的,当属西安学者群。

  特别是当听说丝绸之路即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两家的争论进入白热化,而且一争就是22年,一个女孩也该出嫁了。

  四、单选题还是多选题

  说来令人深思,为丝绸之路定名的是外国人,动议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也是外国人。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于带动中亚遗产保护工作的目的,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提出了丝绸之路的申遗设想。

  从1990年到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五次国际性考察,内容包括西安到喀什的沙漠丝绸之路、威尼斯到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蒙古游牧丝绸之路,以及尼泊尔的佛教丝绸之路。考察所发现的丰富历史文化积淀,让世界为之瞩目。1994年,我国将丝绸之路中国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随着申遗的深入,西安、洛阳的丝路起点之争愈演愈烈,一直闹到国家级学术团体和政府机构层面。

  问题总有定论的那一天,尽管这一天来得很迟。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新疆召开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明确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那一天,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最兴奋的,当然还是河南。

  2013年,联合申遗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三国确定申遗项目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2014年6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丝绸之路项目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全称改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其中对路网源头的描述为“丝绸之路:在绵长的丝绸之路网路中,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长5000公里,从汉唐的都城长安/洛阳出发,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七河地区。”

  至此,丝路起点之争看似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丝绸之路的起点乃至概念,仍然存在歧见。

  今天,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途径及其内容;狭义的丝绸之路,则可以限定为李希霍芬所做的基本定义,是指汉代中国与中亚巴克特里亚之间经营丝绸的贸易路线。

  严格说来,狭义的丝绸之路,从空中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貌,峡谷、山口、绿洲、湖泊、沙漠中的甘泉这些划定道路轨迹的标志物,并非出自人工而是完全源于自然。也就是说,它并非人工铺就的道路,因而从来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和民族。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世界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之路,它的特点和属性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中,在广袤的亚欧大陆甚至更广的范围,关于它起于何处的问题,也就不应该是单选题或双选题,而应该是多选题。

  专家认为,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第一条是从中国内地向西,经塔里木盆地、中亚,前往印度与罗马的陆上丝路;它繁盛于公元前200年之后,是中世纪丝绸之路的主干道。第二条是从中原出发,经四川、云南前往印度,继而向西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第三条是海上丝绸之路,它畅通于唐代,繁荣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第四条是草原丝路,即穿越亚欧大草原的丝路。所谓亚欧大草原,是指在北纬50度附近,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属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狭长区域。这条道从汉代的匈奴单于庭出发,走天山北麓,经昌吉、伊犁,西去咸海、里海、黑海,直达欧洲腹地。它繁盛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世界最早的经济文化大动脉,也是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

  而且,这四条道路上运送的,主要还不是丝绸。在古代,国与国之间没有通用货币,只能进行易货贸易,长途运输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险象环生,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商品重量都比较轻,相对珍贵,利润较大。这些商品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西域的良马、玉石、皮货,印度的香料,欧洲的青铜、宝石、药材等,其中丝绸交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单向的。所以,这不仅是一条商品领域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青铜之路、皮货之路、玉石之路、药材之路,更是一条政治文化领域的外交之路、文化之路、传教之路、迁徙之路。

  如果货物重量和往来人数是衡量一条道路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从中国穿越中亚前往欧洲的丝绸之路,曾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这条道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穿行在路上的人们,沿路落户,与当地人融合,也与后来者同化,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线播撒,从而使得这些绿洲城镇像灯塔一样昭示着人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海而来。它在文化传承,特别是各大文明融合中的贡献,是任何一种形态都无法比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为,丝绸之路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亚欧大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游牧与定居文明之间的交流;它在长途贸易推动大型城镇和城市发展、水利管理系统支撑交通贸易等方面是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与张骞出使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直接相关,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规划思想等在古代中国和中亚等地区的传播。

  佛教经丝绸之路进入并扎根中国,就是一个辉煌的范例。

  五、汉明帝的梦

  据说,佛陀是乘着月色东来的,而且神奇地出现在一个皇帝的梦乡里。

  做梦的皇帝名叫刘庄,史称汉明帝,是东汉第二位皇帝。做梦的地点是京城洛阳。说起来,洛阳成为东汉都城时,刘庄尚未出生,那是公元25年11月27日,刘庄的父亲——光武帝刘秀进入刚刚占领的洛邑(今洛阳),把洛邑改名雒阳,作为“汉”的都城,使这个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重新成为古老中国的伟大中心。他之所以定都于此,一是因为他从王莽和更始帝的悲剧结局中得到教训,认为长安不够吉利;二是因为在内战尚未停歇之时,洛阳更方便从中原经济区获得补给;三是因为洛阳历史悠久,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是华夏中心。成为都城后的洛阳人口不少于50万,城内面积10.1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仅次于长安和罗马的超大型城市。洛阳城大致呈矩形,城墙用夯土建成,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北宫(寝宫)和南宫(议政之地)在城内遥遥相对,相距7里,被有屋顶覆盖的复道相连接。城内有神坛、御苑、军械库、市场、官署和贵族、官员宅第。12道城门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相连,负责向都城运送供应。城的南郊坐落着灵台(国家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国立最高学府)。如此看来,洛阳比长安精致、朴素多了。东汉王朝正是希望通过洛阳朴素而规整的空间设计,把古文经学树立成为国家的正统。显然,刘秀给儿子留下的,是一个可以安心做梦的地方。

  公元64年正月十五晚(一说四月初八),洛阳北宫笼罩着水一样的月色,宁谧而神秘。夜半时分,一个身形高大的金人飘然进入刘庄的梦乡,金人头上散发着光芒,从空中轻盈地飘来,绕着宫殿飞行,最后落到殿庭之前。当时,皇帝心中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

  第二天上午,他召集群臣解梦。太史傅毅说:“听说西方有佛出世,其身高一丈六尺,遍体金色。陛下梦中所见的金人,或许就是佛吧!”

  此时,距离班超重开丝绸之路还有十多年,西域由匈奴控制着,西行之路十分凶险。然而,汉明帝无论如何也忘不掉那个给他带来温馨体验的梦,因此下决心派遣使臣前往西方寻梦。

  第二年,东汉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余人受命西行。当他们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时,遇见了中天竺(今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使者恳求下,两位高僧答应随同汉使前往汉地弘法。

  公元67年,洛阳城的石板路上响起清脆的马蹄声,一匹高大的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风尘仆仆东来。它昂首阔步的姿态,永远定格在佛教东渐的扉页里。

  相传白马驮来的佛像,是优填王造的第四个佛像。刘庄一见,正是梦中的金人,于是把佛像供奉在南宫清凉台,佛经收藏在兰台石室里,两位高僧则被安排住进了鸿胪寺。

  下一年,汉明帝又在城西雍门外建造精舍,供两位高僧居住并翻译佛经。因白马驮经而来,所以这座精舍取名“白马寺”——中国内地第一座佛寺从此诞生。之所以称“寺”,也是沿用“鸿胪寺”的称谓。从此,“寺”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了佛教“寺院”的泛称。

  在这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穷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他们把佛所说的某一段话称为一章,共选取了佛关于持戒、忍辱、断欲、精进、观空等的42段话,编成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文佛典《佛说四十二章经》。这部佛典反复强调了持戒的重要性,告诉佛教弟子应该如何修行:

  沙门问佛:什么是善?什么最大?什么最强健?什么最明亮?佛答:行道守真是善,志向和真道相合最大,忍辱最强健,内心清净最明亮。

  佛说:金钱与美色对人来说,如果不能舍弃,就好比贪恋刀刃上的蜜,尽管不足一餐的享受,却有被割掉舌头的祸患。

  佛言:爱欲对于人,犹如手持火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古都洛阳 王利博制图

  佛问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一个沙门回答:数日之间。佛说:你不明白生命的真谛。又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一顿饭的工夫。佛说:你还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再问一个沙门:人的生命有多长?这个沙门回答:呼吸之间。佛说:善哉,你已经明白道了!

  这两位中国佛教的鼻祖,再也没有离开洛阳,圆寂后葬在白马寺。他们毕生弘扬的佛法如一粒种子,已经扎根在中国的沃土上,并在一位从草原走来的皇帝浇灌下,开出了满城的花朵。

  六、孝文帝

  他叫拓跋宏,史称孝文帝,出自鲜卑拓跋部落,是北魏第7位皇帝。

  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半野蛮民族的国王,决意要做一个文明国家的主宰。但是,将北魏从草原部落转变为农耕帝国绝非轻而易举,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压倒保守势力的坚强后盾。而这一切,小皇帝正好具备。

  从471年开始,在祖母冯太后支持下,孝文帝顶住豪强大族的压力,实施了将中原文明移植进原始草原民族的伟大手术。国家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贪污,贪赃绢一匹即处以死刑;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的“裸形处决”,维护了女性起码的尊严;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国家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孝文帝带头改姓元,娶汉族女子为妃,并让公主嫁给汉人。孝文帝还把都城从地处高原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四季分明的洛阳。

  那是冯太后去世3年之后的493年秋天,孝文帝率领20万大军亲征南朝。在多数王公大臣极力反对迁都的情况下,孝文帝费尽了苦心。名义上是南征,事实上他是要借南征摆脱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把颠沛流离的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文明之中。秋风萧瑟,冷雨潇潇,大军踏着泥泞一路南进。越向南走,北魏贵族们越不适应,近百年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耗尽了一个马背民族的彪悍和豪气,他们已经无法忍受艰苦的日子,直到无可奈何地在洛阳停下来,车轮和马蹄声止歇于新的都城里。

  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1500年前,隐没在从平城到洛阳的历史古道上,消失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使北魏步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史称“孝文帝中兴”。30多年内,洛阳繁华富庶,人口激增,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60万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正是在北魏手上,佛教——这一来源于印度、繁荣于大月氏的伟大信仰,在中原大地结出了丰硕成果。477年,仅首都平城就有僧尼2000余人,各地僧尼达77258人。北魏末年,各地僧尼达到200多万。到东魏迁都邺城时,洛阳的寺庙已达1367所。

  北魏不仅沉醉于兴建寺庙,而且开凿石窟也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中国四大石窟的每一个都与它有关。敦煌石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白雀元年(384),但大规模开凿都在北魏时期(386—534年);大同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而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连皇宫还没有整理好。

  七、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区南部12公里处,那里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一条伊河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经过从北魏到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数量位居中国各大石窟之首。

  从孝文帝迁都到孝明帝在位的35年间,是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洞窟集中在龙门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古阳洞开凿于493年,是最早的洞窟,也是北魏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耗资最大的地方,雕有主像——释迦牟尼坐像,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侍立像,大小佛龛数百个。中国书法珍品——龙门二十品,仅古阳洞就有十九品。十九块造像题记,字型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结体、用笔在汉隶和唐楷之间,是天下魏碑爱好者一生必到的地方。

  北魏晚期还开凿了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药方而得名,其中包括一些疑难杂症,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

  直到唐帝国建立,龙门石窟才迎来开窟造像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石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南而北,集中在龙门西山。到了武则天时期,一部分转移到了东山。

  万佛洞完工于680年,因洞内南北两侧雕有15000尊小佛而得名,是唐高宗、武则天及王子们的功德窟。

  武则天自认是弥勒转世,为此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40米的露天大龛。九尊大型雕像,全是依山凿石而成。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是整个龙门石窟体形最大、形态最美的大佛。为了开凿这尊大佛,武则天于672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奉先寺竣工之日,武则天率领文武朝臣驾临龙门,出席了主佛卢舍那的开光仪式。因此,当地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

  705年,武则天被逼退位,龙门的弥勒造像不再继续,摩崖三佛龛甚至成了半拉子工程。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龙门石窟开凿从光明的顶峰跌落黑暗的谷底。

  1500多年过去了,但龙门石窟像一个活的化石,更像一个不死的巨人,忠实记录了中国历史的跌宕与演变,记录了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兴盛,记录了孝文帝的初心和武则天的崛起,更记录了历代能工巧匠的精湛与神奇,说它是世界石刻艺术博物馆,当之无愧。

  为此,我们应该向开凿第一个洞窟的北魏致敬,向为佛教兴盛和民族融合做出卓越贡献的孝文帝致敬。

  八、宋云西行

  515年,孝文帝的继任者宣武帝元恪驾崩。下一年,年仅6岁的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崇佛的元恪取消了沿用7代的“子贵母死”之制,元诩的生母胡氏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登基后临朝听政。历史极为吊诡的是,正是因为元恪的这一看似人性的破例之举,最终葬送了北魏的大好河山。

  这个谥号“灵皇后”的女人,刚一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皇宫之前建造规模宏大的永宁寺。永宁寺,是作为《洛阳伽蓝记》中的第一座寺庙记叙的。寺中的九层巨塔,高九十余丈,顶部又建有金刹,再高出十丈,总高度达到千余尺,在京城百里开外就能远远望见,堪称洛阳城的地标性建筑。

  第二件,是派人出使西域,访求佛典。518年,朝廷僧统宋云和崇立寺僧人惠生、法力成为前往西天取经的人选。为宣扬国威,结好诸国,胡太后下足了功夫,不但以皇帝的名义给沿途各国写了公文诏书,还准备了五色百尺幡千口、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由使者赠给沿途经过的各国国王。

  这年冬天,宋云、惠生、法力从洛阳出发,经陕西、甘肃东部转向西南,过北魏关防赤岭(今日月山),穿柴达木盆地,沿着法显西行的线路,走丝路南道,翻过葱岭,经钵和国(今瓦罕)、嚈哒国(今阿富汗),于519年底进入印度北部的乌苌国。宋云向乌苌国王呈奉了北魏皇帝的诏书,进献了礼品,说明了来意。国王恭敬地接受了诏书,并让翻译问宋云:“您是日出之地的人吗?”宋云回应:“我国东临大海,日出其中,实为如来的旨意。”国王又问:“你们国家有圣人吗?”宋云详细介绍了周公、孔子、庄子、老子之道,依次叙述了蓬莱的银殿金堂,中国的八卦、医术、法术,数不清的佛寺与佛塔,还有京城洛阳的绝代繁华。国王于是感叹:“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的生命结束时,希望投生在你们国家。”

  随后,国王派僧人陪同他们游历了乌苌国佛迹圣地,参拜了附近的佛寺。宋云一行还拿出部分旅费,在王城东南如来用身体饲虎的地方造了一座宝塔,用隶书刻石,铭颂魏的功德。

  520年仲春,宋云一行进入曾经的大乘佛教中心犍陀罗国境。现任国王出身嚈哒,不信佛法,生性凶暴,与邻国罽宾(今克什米尔)为争夺边境已经开战三年。他亲自驻扎在边境前线,整日不归,军队困倦劳苦,百姓怨声载道。

  没办法,宋云只有来到前线,递上诏书。这个国王居然坐着接受诏书,显得十分无礼。

  无论僧俗,人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尊重的渴望。但鉴于对方是远夷,宋云只能忍气吞声。

  接下来,国王让翻译问宋云:“卿走过多国,历经险路,难道不劳苦吗?”

  宋云答:“我皇深切研究大乘,派我远求佛经,道路虽险,不敢说累。”然后话锋一转,“大王亲自统帅三军,冒着严寒酷暑,长期驻扎在边境,难道不辛苦吗?”

  国王老实地回答:“我连个小国都降服不了,实在愧对你的这个问题。”

  最初,宋云认为国王是个野蛮人,不值得自己提醒与责备,经过这一段对话,转而觉得他有些憨厚,于是责备他说:“山有高低,水有大小,人处世间,也有尊卑。嚈哒、乌苌王都拜受诏书,大王何以独自不拜呢?!”国王回答:“我若见魏主就拜,得到书信坐着读,有什么可怪的?世人得到父母的信,尚且坐着读,大魏如同我的父母,我也坐着读信,不算失礼吧。”

  宋云见驳不倒他,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之后,他们向西渡过印度河,找到了法显到过的犍陀罗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522年早春二月,宋云循原路返回洛阳,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沿途见闻也被记录下来,宋云著有《魏国以西十一国记》,惠生著有《惠生行记》,可惜两部著作均已失传。幸好,同时代的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卷五,收录了宋云的记述,后人将这部分记述称为《宋云行纪》。

  九、风流太后之死

  应当说,胡太后做的这两件事,尽管都有过度炫耀之嫌,但考虑到这是历代强势帝王的一贯做法,反而替她加分不少。史载,她还下令制造申讼车,公开接受民间申诉冤情;在朝堂亲自策试孝廉、秀才、州郡上计簿的官吏;甚至与大臣们比赛箭术,她居然能射中针孔。听政初期,她也懂得收买人心,知道如何低调,把自己发布号令叫“下令”,让大臣称自己“殿下”。种种迹象表明,她将在未来扮演显赫的主角,享受最好的灯光和机位,拥有最多的特写和对白。

如今的运河两岸风光 王利博制图

  事实证明,我的推测纯属一厢情愿。在一段短暂的励精图治之后,她立刻放荡得一发而不可收。她自认为已经到了威震天下,智睥群臣的地步,于是心底的欲望和性格上的跋扈彻底暴露出来,开始以女皇自居,将“下令”改成了“下诏”,“殿下”改成了“陛下”,而且以“朕”自称。

  她不仅在政治上恣意专权,在生活上也十分淫乱。她曾逼迫孝明帝的叔叔清河王元怿与她淫乱。大臣郑俨、李神轨、徐纥也被她拉上了卧榻。大将杨白华年少而勇猛,被胡太后看中,逼迫他与自己私通。杨白华知道早晚会出事,却又无法抗拒,只得趁为父发丧之机投奔梁朝。而胡太后仍沉迷于思恋不能自拔,特作《杨白华歌辞》:“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入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春来秋去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胡太后的面首换了一茬又一茬,个个委以要职,把朝廷上下搞得乌烟瘴气。

  这一切,引起日渐长大的孝明帝的强烈不满,母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皇权与后权之争一触即发。

  由此,孝明帝的悲剧人生开始了。因为他生在深宫,长在层层帷幔之中,从未领教过日光何毒,夜风何寒,风涛何险,有凌云志但缺少硬手腕,高居九五之尊却没有执政根基,从未打过仗,从未见过血,从未玩过头盖骨,也从未在背后捅过黑刀子,哪斗得过在风口浪尖上历练多年的母亲?

  528年,孝明帝唯一的孩子出生,是个女儿,史称“元姑娘”,但胡太后却对外宣称是皇子,并直接抛开皇帝,于第二天颁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元武泰。

  孝明帝的嘴都气歪了,于是密令驻扎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大将尔朱荣带兵进京,逼迫太后还政。消息不幸泄漏,他于528年3月31日被母亲胡太后与情夫合谋毒死。

  第二天(4月1日),胡太后拥立刚满50天的元姑娘为帝,大赦天下。见人心已定,胡太后又于当天晚些时候发布诏书,宣布皇帝本是女儿身,废黜女婴皇帝,改立临洮王元宝晖3岁的儿子元钊为帝。难道,4月1日愚人节,就是这么来的?

  诏书一出,朝野震惊。

  有政治家说,政治就是演戏。但即便是演戏,也要演得合乎情理,演得让人信服。可她是个什么级别的编剧呀!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她怎么连亲生儿子——当今皇帝都敢杀?怎么敢玩让女婴当皇帝的把戏?她真的以为台下的观众都是瞎子与白痴吗?

  一个观众愤然站了出来。他叫尔朱荣,是一名胡人酋长,时任北魏梁郡公,手中掌握着一支如狼似虎的骑兵。他之所以能站出来,第一,因为接到了孝明帝勤王的诏书;第二,因为胡太后已经触犯众怒;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他有对这个让人开始失望的朝廷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他以太后拿女婴愚弄天下为借口,以为孝明帝报仇的名义率军南下, 进兵途中宣布拥立元诩的叔叔元子攸为帝,渡过黄河直取洛阳。

  胡太后的三个情夫各自逃命去了,军队的官兵也不肯为她卖命,她现在唯一的指望只剩下佛祖了。洛阳陷落之日,胡太后率领一群后宫嫔妃落发为尼。

  但,她真能本分地待在永宁寺枯守青灯黄卷吗?

  尔朱荣可不是傻瓜。胡太后及其傀儡政权被胁迫离开洛阳,当大军行进到河阴县的陶渚(今河南孟津)时,风流一世的胡太后和可怜巴巴的小傀儡被扔进了滔滔黄河。

  随后,尔朱荣以祭天为名,将北魏百官公卿召集到河阴(今河南荥阳),用铁骑团团围住,一番刀劈斧砍,2000余人惨遭屠戮,殷殷鲜血染红了黄河,洛阳汉化的鲜卑贵族和出仕的汉族大家被消灭殆尽。史称“河阴之变”。

  不久,尔朱荣被杀,北魏走向分裂。之后的几个傀儡皇帝在军阀权臣手中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西魏定都长安,东魏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洛阳,也从“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繁华兴盛,走向了“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破败荒凉……直到一个聪明而自负的英俊帝王重新发现了她的美丽。

  十、“修治洛阳还晋家”

  604年,一个风度翩翩的帝王登上洛阳北部的邙山。

  这一年,他刚刚通过宫廷政变登上帝位,刚刚剪除了敌对势力,刚刚镇压了武装反叛。持续的刀光剑影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反而激发了他的壮志雄心,他改元“大业”,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略天下的千秋大业。

  他叫杨广,谥号隋炀帝,时年35岁。

  他置身邙山之巅,举目南望,只见两山对峙,伊水中流,气象壮观。杨广指着伊阙,回头问群臣:“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左仆射(首相)苏威回答:“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于是,杨广脸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新都的位置定了下来——在汉魏都城旧址以西10公里的地方,正对伊阙。605年三月十七日,隋炀帝命令尚书令杨素、纳言(宰相)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兴建东都——洛阳城。

  杨广为什么一登基就要迁都洛阳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他是听了章仇太翼的话。

  章仇太翼是一名术士,一度隐居五台山中,后被隋文帝杨坚召入宫中。604年,杨坚试图前往仁寿宫避暑,章仇太翼竭力劝阻,但杨坚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陛下恐怕回不来了!”隋文帝勃然大怒,把章仇太翼打入天牢,准备回来再杀他。不承想,术士一语成谶,隋文帝在仁寿宫病倒并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那里。病榻上的隋文帝自知错怪了章仇太翼,特命太子杨广赦免他。杨广继位后,章仇太翼上表说:“陛下是木命,而雍州乃破木之冲,不可久住,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杨广早年曾封晋王,意思是应该定都洛阳。

  尽管这段故事玄而又玄,但由于出自史学家司马光之口,加上又发生在形象不佳的杨广身上,一般人都会深信不疑。但事实上,这段故事出自野史,明显带有对杨广诋毁的故意。

  其实,杨广迁都洛阳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听了什么方士的蛊惑,《隋书》中有杨广关于迁都的一封诏书,对兴建东都的理由做了说明。

  隋代的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京师供应主要仰仗南方漕运。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四周山水环绕,交通不便。随着长安城市与人口规模的扩大,关中的粮食生产已经难以自足,遇到荒年更是捉襟见肘。隋文帝当政时,曾几次率领饥饿不堪的关中人到洛阳就食。从军事上来说,洛阳位于当时的隋朝中央地带,既可以威慑江南,又可以北控草原,哪里发生战事,都能以最短的时间派军“赴急”。想来,崤函以东的汉王杨谅刚刚发动过叛乱,远在关中的朝廷军队费了不少时间才赶赴前线。如今,南方的陈朝虽然灭亡,但南方豪族一直蠢蠢欲动。由于关河阻隔,真实情况很难传到京师长安。将新都建在南北结合部的洛阳,就等于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广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控制力,可以说是一个有想法的皇帝在一个非凡的年代实施的一个伟大的创意。因此,他的这一大胆决策,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

  606年四月二十六日,隋炀帝迁都洛阳。数万户商人和河南诸州工匠家庭被要求迁入新都。新都的规模约为长安的一半。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廛河,洛水横贯其间,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一同完工的皇家园林——西苑,方圆200余里,苑内有一个水深数丈、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湖。湖上建有方丈、蓬莱、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错落着亭台月观,内置机关,或升或降,时隐时现。沿岸建有16座宫院,各具特色,华丽壮观。这座奢华绝代的宫殿群,此后作为隋都15年、唐都40余年,直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因为耗资巨大,这一工程和另一座工程,被史学家列为隋炀帝的两大罪状,也被公认为是隋朝灭亡的两大因素。

  然而,具有深长历史意味的是,隋炀帝的另一大“罪状”,却长期繁荣着古老中国的经济文化,乳汁般哺育了中华精神1400多年,直至今天——

  十一、至今千里赖通波

  1986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型纪录片《话说运河》,第一集的题目叫“一撇一捺”。主持人说:“长城跟运河,它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最最重要的一个字眼‘人’……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

  这一“捺”,出自隋炀帝的手笔。

  开凿大运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他当时开凿了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但到了三国时期,这条运河已不通畅。

  隋炀帝做出营建东都的决定仅仅4天,就下令开凿大运河。于是,朝廷征发河南各郡士兵和夫役百万人,利用半年时间开凿疏浚了由黄河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同年,又疏通了由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608年,征发河北各郡民工百万人,开凿了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610年,征发民工修通了从京口(今镇江)到达余杭(今杭州)的江南河。仅用五年时间,就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中国南北、蜿蜒2700多公里的大运河,成为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一大奇观。一时间,运河上“商船往返,船乘不绝”,不仅江南的物资能便捷顺利地运抵长安和洛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效缩短了中国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

  尽管两大工程抽空了帝国的血脉,加上远征辽东引发的民怨沸腾,使得杨广走到了众叛亲离的穷途,也导致隋朝国祚只维系了短短38年。但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我们在谴责杨广不惜民力、横征暴敛的同时,并不能无视他的这些如同秦始皇修筑长城一样在客观上泽被后世的“大动作”。

  是啊,隋朝的国祚太短了,根本没能来得及享受这些开创性劳动带来的红利。得利的,是注意体察民情、懂得珍惜民力的后代王朝。隋朝之后,大运河历经多朝修建,成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它是我国历史上内陆交通体系的主干道,在运输粮食及战略性物资、巩固政权和促进领土统一、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价值。

  站在舟楫如云的大运河岸边,唐代诗人皮日休望河兴叹:“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说完这些话,皮日休仍意犹未尽,即兴吟咏了一首《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灭亡6年前,也就是612年,一个10岁的男孩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他是今河南偃师人,俗名陈袆,法号玄奘,尊称三藏法师。身在净土寺,但玄奘的心却在洛阳之外,尤其是西部的长安。(未完待续)

(高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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